迷途知返 第二篇 破斥法轮功神化教主之一用格庵遗录、推背图、烧饼歌、救劫碑文、梅花诗等预言神化李洪志
法轮功造神运动宣传内容，首先符合了邪教第一个特征，即冒用“宗教”的名义神化首要分子。
法轮功神化教主的第一步就是将李洪志神化成预言中来到世间的圣者。由于人们对未来事件的探求，希望能从过去的预言里找到将来发生事情的线索以避祸求福。所以在邪教中利用已有预言来神化自己是屡见不鲜的把戏，在这方面法轮功也不能免俗，韩国的《格庵遗录》，和中国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金陵碑文》、邵雍《梅花诗》等等，被法轮功作为神化李洪志的重要证据，可是这些邪说是经不起检验的。
一.破斥《格庵遗录》预言李洪志是预言中来传佛法的圣者
民间预言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隐晦，怎么样解释都可以，与佛经中授记某个事情时完全不同。佛经中授记某件事情，会把时间、地点、人物、具体事件、以及当时的社会特征，都会进行清晰的说明，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对事情有非常清晰明确的描述，不容混淆与诡辩，这一点在后面释迦牟尼佛授记弥勒佛的时候，说得更清楚，甚至还有信物为依据。
韩国《格庵遗录》预言被法轮功作为来论证李洪志是弥勒佛来世间的重要依据，但一方面此书只是民间的一种传言，不具有权威性与可信性，此外此书中词语晦涩难懂，也没有任何明确词语说明李洪志是所谓其中预言的圣人。
另外韩国的天地教邪教，根据他们的理解，把他们的教主说成是此预言中的圣人。非常可笑的是，这个新天地邪教，竟然与法轮功邪教同时从《格庵遗录》、中国的《推背图》中去找神化自己教主的依据，两个邪教都同时抢同一个预言为己所用，也算让人大开眼界了：
法轮功引用《格庵遗录》对李洪志进行神化：
天地教邪教也引用《格庵遗录》神化他们的教主：
二.破斥推背图是李洪志是预言中传佛法圣者的证据
推背图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大众耳熟能详、广为人知的预言经典，该书据说是由唐朝唐太宗时期天象师袁天罡与李淳风所作，用了六十幅图和对应的六十个偈语，预言了从唐太宗开始后来的整个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由于其预言极其精准，在中国历朝代中也作为禁书，不许大众观看，原本目前收藏在台湾地区的故宫博物馆中。
由于推背图对后代历史预言的极高知名度，所以它也免不了被法轮功牵强附会作为神化李洪志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法轮功的各大网站，充斥着如下等等利用推背图神化李洪志的无耻谎言：
上面这个《大纪元》网站上所宣传内容纯属胡说八道，忽悠那些从来没有看过推背图的人，推背图的六十象里，没有哪一象讲到李洪志在中国东北出生，也没有一象中提到弥勒佛。甚至法轮功中专门还搞了一首歌，名字就叫《推背图》，来宣传李洪志是弥勒佛转世，这样一个字没提到李洪志的预言，也无辜被牵强附会地被用来神化法轮功，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标榜自己以“真、善、忍”为根本修行指导方针，难道真不知道什么是害臊吗？
如下内容，直接来自于大纪元原文：
同样，这个预言的原文哪怕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李洪志和弥勒佛，当然预言的特点就是非常隐晦，怎么解释都可以。
有人解释这第四十卦文是预言近代国家的格局，其中涉及的人物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请看另外一个对推背图第四十像的解释：
推背图其他的解释
谶曰:
一二三四，无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颂曰:
一口东来气太骄，脚下无履首无毛。
若逢木子冰霜涣，生我者猴死我雕。
我们先看谶语：“一二三四，无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
“一二三四”可能指四个时期，即蒋介石时期、李登辉时期、陈水扁时期、马英九时期。“无土”是说台湾虽然沿用了孙中山时代的“中华民国”的国号，但却没有孙中山时代的中华国土。“有主”即国民党仍能偏居一隅，维持其统治。
“小小天罡，垂拱而治”，“天罡”喻指一方诸侯或一邦之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作者认为，台湾不可能独立成为一家之主，它只能归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王者”，也就是实行自治。
再看颂词：“一口东来气太骄，脚下无履首无毛。若逢木子冰霜涣，生我者猴死我雕。”
“一口东来气太骄，脚下无履首无毛”是对台湾问题由来的预测。
“东来”分别暗喻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主席八岁上私塾的时候写的一首诗《七绝·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样霸气的诗词不是一个普通的八岁孩子能写出来的，与毛主席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预言中的“气太骄”相符。
“脚下无履”有不穿鞋涉水之象，也暗喻毛泽东是农民出身，“首无毛”符合是蒋介石(光头)，及毛泽东不长胡子的外形特征。
“若逢木子冰霜涣，生我者猴死我雕”这两句是对台湾未来的预测。“木子”为李，可能指李登辉;“冰霜”则为水的变体，有“水变”之意，即陈水扁。
“猴”指“猿猴”袁世凯，“猢狲”孙中山，“雕”指美国图腾白头海雕。第四句暗示了中华民国的建立者与灭亡的原因。
最后我们来看图，图中有三个小孩，指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上方的孩子代表大陆，右侧的孩子代表台湾，左侧的孩子代表香港澳门。三个孩子手中拿着相同的东西，说明三者同根，暗指“两岸三地是一家”。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也好像没有什么毛病，而且可能更像是这一象的本意。
三.破斥利用《烧饼歌》、《金陵碑文》、《梅花诗》等预言神化李洪志
刘伯温的《烧饼歌》、《金陵碑文》、邵雍《梅花诗》等等也是广为传播的中国古代预言，但不幸的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无一幸免，都因法轮功邪教为了神化李洪志而被碰瓷了，法轮功邪教为了给李洪志这个假佛、真骗子贴金，纷纷对这些预言进行了他们所谓的解读：
甚至李洪志这个大骗子，还专门写了一篇所谓“经文”来解读此文，作为神化自己的证据。那事实到底怎么样呢？
首先来看刘伯温的《烧饼歌》，此处专门找了一些考证此预言诗的可靠性。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学霖教授对此专门进行了考证.
陈学霖（英文CHAN Hok-lam），原籍广东新会，1938年生于香港，2011年6月1日逝世于西雅图家中。陈教授是香港大学文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历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编纂处研究员，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史系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及历史系教授。1992-2000年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两度出任系主任。1995–2011年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编辑委员会主席。
陈教授是当代明史研究的专家，出过很多专门著作。正好也对法轮功邪教所神化李洪志的这两个依据，即：《烧饼歌》、《救劫碑文》有所研究。
根据陈教授的考证， 明代史料中绝无刘伯温创作《烧饼歌》的记载，《烧饼歌》挂靠到刘基身上，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事情。早期流传的《烧饼歌》，其实是挂靠在铁冠道人张中名下，原本叫做《蒸饼歌》。
这位张中是明朝初年的一位道士。他在明代很有名，与张三丰、冷谦、周癫齐名，所以明朝市井之中很喜欢传播他的奇闻异事。宋濂曾为他作传，《明实录》中也有关于他的记载。宋濂奉命写《张中传》，宣扬张中以预知祸福辅佐朱元璋，只是为了完成朱元璋下达的政治任务，宣传朱元璋拥有“天命”合该得到天下——按宋的说法，张中预言神迹的资料，乃是朱元璋提供。解缙在洪武末年上奏批评朱元璋，说他“神道设教”“欲以愚弄天下”，便包括将张中、周癫这类人物刻意塑造为“御用预言家”。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明朝史料里，并无只字提及“铁冠道人张中写过《蒸饼歌》或《烧饼歌》”。大概要到嘉靖末年，张中可以预知明帝国未来的说法才开始流行。此时距离张中活跃的年代，已过去了大概两百年。
嘉靖时代之人郑晓在《今言》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朱元璋微服私访来到某寺庙，群僧早已在山门前伏地恭迎。朱问：“何以知朕至此？”众僧回答：“闻铁冠道人云。”于是朱元璋召见了铁冠道人张中。张中进门时，朱元璋“手上饼食未半，即赐道人”。朱还说，你既然能预料我会来到寺庙，那不妨再为我预料一下国事。于是，张中“讯口诵数十句”。被郑晓记录下来的，则只有“戊寅闰五龙归海，壬午青蛇火里逃”两句。郑晓说，这是准确预测了朱棣夺位和建文帝在大火中失踪。
这个君臣二人吃着饼预测未来的故事（是故事而非史实），后来被挂靠到了刘伯温头上。故事里的张中只“口诵数十句”，后世《烧饼歌》的体量远不止此，可知是后人刻意增补。
《蒸饼歌》这个书名首次见于史料记载，已是明朝万历末年。
时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了一个与《今言》大不相同的故事：朱元璋游南京鸡鸣寺，见该寺所在位置能俯瞰皇城大内，于是生出毁寺的念头。尚未来得及说出，众僧已集体跑来求情。朱元璋问众僧如何知晓自己的内心想法，众僧回答是“铁冠道人语”。于是，朱元璋召见了铁冠道人张中，亲自测验他：“今日我有何事？”当天是中秋，于是张中回答：“太子某时进饼”。朱元璋遂将张中锁入房中，然后坐等，要看看太子究竟会不会在张中预言的时刻吃饼。结果是张中预言准确。朱元璋于是派人将自己吃的饼赐给张中。派去的人打开房门，发现张中已经消失了。桌上留下一篇《蒸饼歌》，里面预言了靖难之变和土木堡之变。
《今言》与《客座赘语》两书，大约相差了半个世纪。两书记载的“吃饼故事”情节大不相同，应是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异。虽然最原始的故事是何种模样已不可考，但从某寺庙（《今言》）变为南京鸡鸣寺（《客座赘语》），从笼统的“口诵数十句”（《今言》）变为留下一本《蒸饼歌》（《客座赘语》），由这种细节上的具体化，仍能看出“历史层累效应”的存在——时间越靠后的故事，细节往往越多，情节往往越完整，可信度也往往越低。
需要注意的是，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只记载了铁冠道人给朱元璋留下了《蒸饼歌》的传说，并没有说当时的明朝市井之中，已有《蒸饼歌》这本书在流传。事实上，也没有史料提到当时有人收藏、阅读过《蒸饼歌》这本书。逻辑上同样不可能——按《客座赘语》的传说，《蒸饼歌》没有外传，只留给了朱元璋，朱为了明帝国的千秋万代，没有将该书散播到民间的道理。
《蒸饼歌》从一个传说中的书名，变成现行刊本那样的实体书，已是它被《烧饼歌》取代、并挂靠到刘伯温名下以后的事情了。这一变化发生的大体时间是清朝中晚期。活跃于光绪年间的金陵文人王柳门，留有笔记《剑青室随笔》，其中提到：
“今所传《烧饼歌》，为明铁冠道人张中撰。……或又谓之《蒸饼歌》。或谓是刘诚意作（刘基获封诚意伯），未知孰是。今之传本，皆紊乱不可究竟。且钞字伪误不一，又非真本矣。”
据此可知，王柳门当日见过多种版本的《烧饼歌》。有些署名铁冠道人张中，有些署名刘伯温，有些书名叫做《蒸饼歌》，它们的文字也不统一。
王柳门：《剑青室随笔》
为什么明代只有《蒸饼歌》的书名流传，到了清代中晚期却出现了《烧饼歌》的实体书？原因是当时的反清思潮。
鲁迅经历过清廷的灭亡与民国的成立。他依据个人经验在《阿Q正传》里写道：“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烧饼歌》里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便对应着鲁迅的这种经验（“九十九”是百少一，可被解读为“白衣”）。
日本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曾言，武昌首义后，他去拜访黎元洪，见到《烧饼歌》里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被当成对联，挂在了军政府的门柱上。辛亥革命时年约14岁的萨孟武也回忆说：“大约宣统元年之时，刘基的《烧饼歌》与什么和尚的《推背图》，在市上都可以秘密买到。……当时同学——小学同学，几乎无人不能背诵《烧饼歌》，……‘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时人均深信清室必亡”。11岁的夏衍也有相似的回忆，他说：“我每次走过邬家店门前，都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议论《推背图》（注：夏衍手误，应是《烧饼歌》）上说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这两句话。”
显而易见，《烧饼歌》曾被晚清的革命党人用作对抗清廷的舆论武器。其中关于清朝灭亡的那部分内容，与其说是一种“预言”，不如说是革命党人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今天流传的《烧饼歌》版本，是经由革命党人编撰过的——1903年出版的邹容《革命军》一书中，除《革命军》正文外，也载有刘伯温《烧饼歌》。
这也能解释刘伯温为何能取代张中，成为《烧饼歌》的作者。
首先，在明代，张中是远比刘伯温更有名的预言家，明代的《透天玄机》一书将刘伯温塑造为求教者，将张中塑造为点拨者和回答者，便是一个证据。但到了晚清，张中的名气已经衰落，刘伯温比他要有名得多，更适合成为汇聚各种传说的“箭垛式人物”。
其次，在清代天地会与洪门的传统里，刘伯温早已成为与诸葛亮齐名的神机妙算军师。咸丰、同治年间，民间传抄的天地会宣传资料里，有许多署名刘伯温的谶言诗。这些诗或预言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将取得胜利；或预言“直去征广东”“真命在福建”，在天地会内部为后续行动制造合理性。晚清的革命党人经常与秘密会社合作，让刘伯温取代张中成为《烧饼歌》的作者，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1911年，《时报》刊文解读《烧饼歌》
《烧饼歌》究其本质，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书籍。晚清革命党人是它最重要的作者之一。革命党人之外，它应该还有更早的作者，只是我们已经不能知道是谁。
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1900年，杭州的《游戏世界》月刊，登载有一篇《烧饼歌》。这是一篇小考据文章，作者读过当时民间流传的《烧饼歌》，这些书大多署名刘伯温。作者则称，根据《明史》的记载，与朱元璋一起吃饼然后“口诵数十句”之人不是刘伯温，而是张中。作者还说：
“今查流传烧饼歌，满纸俚词，独无戊寅闰五龙归海二语。除同治以前事，多不验。庚子拳匪之乱，亦绝不符合。或谓此书系道咸年间匪徒伪托，煽惑人心，理或然欤。”
此文作者称，他见到的《烧饼歌》，只能“预测”同治年代以前的事情，之后的事情就很不准了，连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逃跑这样的大事，也完全没有预测到。由此可知，该文作者见到的《烧饼歌》版本，还不是完全版，尚未来得及补足八国联军入侵这一段（今天流传的版本，是有这一段的）。革命党人此时，可能还没有接手编撰《烧饼歌》。
1900年杭州《游戏世界》月刊的文章
另据陈学霖针对《烧饼歌》文本所做考据，此书预言天下大事，“特别是明代的几场大劫，都是编造者缀拾明清稗乘传闻而成，所谓应验之说，亦是因袭前任，撰者不过稍费心思，排比称篇而已”。比如，预言靖难之变时，刘基对朱元璋说，南京城虽然建得很好，但“只恐燕子飞来”。这一段其实取材自明代人何乔远《名山藏》一书记载的刘基逸闻，化用了刘基“美则美矣，燕子得入焉”一句。简言之就是将前人创造出来的传说故事略作加工，然后整理到一起，编成了《烧饼歌》一书。
以上，便是《烧饼歌》的大致始末。历史事件发生在前，预言书的编撰发生在后；编撰者隐去自己的名姓，再将书挂靠在刘伯温的名下，这些“预言”，当然会准得不能再准。而在不得不描述未至时代之事时，除了清晰表达强烈的反清立场外，因无具体历史事件可供创造谶语，便只好在措辞行文上走隐晦恍惚的路子（如进入民国后的历史），以求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牵强附会做一种解释。天底下所有灵验的“预言书”，其实都是这个套路。《推背图》如此，《烧饼歌》也如此。
当然，更重要的是，《烧饼歌》在清末出现，呼应了一种时代情绪。这是它能广泛流传开来的主因。
从上面这些有说服力的考证可以看出，一者所谓的《烧饼歌》并不是刘伯温写的，二者从八国联军入侵后面的，已经都是后面的人附加的，原文中并没有。
由此可以看出，法轮功邪教假借《烧饼歌》的名义，神化李洪志是根本立不住脚的。
考证依据如下：
陈学霖：《刘伯温＜烧饼歌＞初考》。
（美）富路特：《明代名人传》之“张中”条，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版，地91-94页。
《＜革命军＞版本叙录及各期版本》。收录于《邹容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陈支平：《福建南安发现的清末天地会文件述略》。
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04-06页。
王柳门：《剑青室随笔》，《南京文献》1947年第2期。佚名：《燒餅歌》， 《游戏世界(杭州)》 1900年第3期。
刘伯温的《救劫碑文》又名《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同样是法轮功邪教宣扬末日说，神化李洪志的。那么它的可信度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陈荣霖教授对此的考证：《臺灣流傳的劉伯溫讖「救劫碑文」》（具体内容见附件）
该研究汇总起来，就是这个所谓预言之前并不存在，只是最早大概民国十三年（1924年）时开始流行起来，是否属实，根本无从证实，是民国时期的邪教-一贯道用来宣传末日论的内容，想不到风水轮流转，隔了八十年后，这种邪说又被法轮功邪教拿来神化其教主。
此外邵雍所作的《梅花诗》也是李洪志这个大魔王用来神化自己的依据。对此我们也找到了相关考证。
《梅花诗》谶语诗与《梅花易数》一样，相传为北宋邵康节所作。《梅花诗十章》模仿了《推背图》谶颂诗的内容和写法。不过，相对于《推背图》谶颂语言的模糊，《梅花诗》则是更加直白一些，如“胡儿”、“燕子”、“李花”等指向性语言则单纯很多。《梅花诗》有点像香港黄大仙那种买马用的猜谜小报，将一些典型的数字，模糊又有代表性的物体植入其中，可以形成类似三棱镜式的多样解法，以自圆其说。
首先在从图书馆查阅邵雍的诗文集以及《全宋诗》，亦不见这十首诗的综影。目前发现的最早见于纸面的记载，是朱肖琴于1946年整理成册的《中国预言八种》一书（1947年之后出版）。
1964年，日本学者安居、中村编著《纬书集成》，《梅花诗》作为附录卷列于书后。编辑者在按语中认为，《梅花诗》的作者“也许就是北平某政客、某军阀的军师”。
所谓预言诗，其实都是咏史诗。只是造假者假托的是古人，后人猜谜一般地一一印证史事，便感到似乎预言得很准，其实毫无意义。如果作者是民国年间人，其“预言”之事也一般到民国时止。《梅花诗》共十首，据好事者们的解读，前五首，分别咏北宋、南宋、元、明、清，从第六首开始，似皆咏民国时事。“预言者”何独厚于民国乎？
除了出处不明，细读这十首七绝，我发现其格律虽然大体上比较谨严，但其中两处有误。
- 第二首用韵有误。“飞”、“非”属“上平五微”，而“弥”属“上平四支”。在格律诗中，“四支”“五微”韵部是不能混压的。
- 第九首“火龙蛰起燕门秋”句，“燕”指燕京，韵属“下平一先”，而诗中作者显然误用作仄声了。因为如果知道“燕”是平声的话，“燕门秋”三字乃“三连平”，这在格律诗中是很忌讳的。
古代诗人的诗中写到地名“燕国”、“燕京”时，“燕”字皆用作平声。只有近代或当代人，多把燕京之“燕”读作仄声。
作者最后认为：“《梅花诗》绝不是北宋邵雍所作，其作者可能是民国时人。”
从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此预言诗是邵雍所作；此外此诗中也没有任何直接预言李洪志的。李洪志的解读只是他个人的牵强附会的解释。
民间预言的特点就是如此，怎么解释也可以，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隐晦性，部分内容可以解释为所谓的民主和共和制度，全部成了形式，可以解释为国共两党的竞争，也可以解释为中美的战略竞争，所以这个预言不具有任何说服力。